Posted by: EnLong12
« on: February 21, 2019, 12:01:54 PM »《流浪地球》：科幻大片有了中国视角
更新于2019年2月15日 06:56Afra Wang：科幻大片曾长期被好莱坞垄断，在虚构世界中，让中国人和宇宙对话，是《流浪地球》了不起的突破。
2月11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一个放映《流浪地球》的电影院里座无虚席，这场加映的电影门票早就被以飞快的速度抢走，如果当场买票，只能坐在电影院里最别扭的角落。两个小时的电影结束后，被银幕映得闪烁的许多年轻的中国面孔在座位上久久不愿离去。我是其中一员。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华人中，这部电影已经成为一个现象。观众对它的“贬”与“顶”甚至成为了在”民族主义”这个元话题中站队的依据。人们对这部电影发表的评价，被解读成意识形态的表达，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互联网上的厮杀。“豆瓣”上的硬核科幻迷“五星党”和厌恶《战狼》的“一星党”之争，燃着让人不安的硝烟。这部现象级的电影何以让人们注入这么多感情？未来里的中国虽然《流浪地球》讲了一个设定在2075年的未来的科幻故事，但故事中的许多元素使得当代中国人与之共情。可以说，《流浪地球》在处理未来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上，聪明地选取了让当代观众代入感最大化的计量。比方说，刘培强在决定以身燃烧空间站去点燃木星前，拿出了一张有一家三口人的合影，放在飞船的操作台上。照片中极为典型的一父一母一子的中国一家三口的家庭组合，吻合了当下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结构，也代表着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实行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后的中国现代家庭的缩影。另外一端，刘启的妹妹韩朵朵的故事线以“落难婴儿”的方式处理，恰好撞上了中国人熟悉的“二胎女儿被抛弃”、“抱养女孩”的叙事。“她”的出现，从来不是被正名化（justified）的，也就意味着韩朵朵的存在，是运气使然，她象征着其他许多“二胎女孩”时的一个黑色注脚。片中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地方，是刘培强对于刘启的距离：他们父子之间相隔的，是遥不可及的、从地球到空间站的距离。刘培强在刘启四岁时离开他，把他交给姥爷抚养，因此，刘启是一个生活在太空尺度中的“留守儿童”。刘启因为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席，对刘培强并未发展出亲密的依赖关系，反而因他“杀死妈妈”而对刘培强充满了愤恨、抗拒（虽然影片的结局是因父亲牺牲后父子感情完成和解）。刘启在电影中表现出的很多被边缘化后的极端行为：怂恿妹妹逃学、抢走制服、贸然离开地下城以证明自己的勇气和价值等举动，也和他“留守儿童”的问题心态相关。这个情节——也许很多人觉得是过度解读——和中国的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也能遥相呼应。同时，从因职业“使命”而加入国际空间站的刘培强身上，我们也能找出改革开放40年中，远离家乡，去城市或者边疆工作的基层官员、工人、工程师的影子。中国许多人对于“缺席父母”、“老人照顾”、“中年人在异乡”这个剧本极为熟悉，所以，我们在看《流浪地球》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故事特别“中国”，情感上也能被极大程度上唤醒：故事包裹的内核并非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是当今的，一个因时代巨变、城市化进程而面目全非的当下的中国。这个中国里，充满了城乡之间犹如空间站到地球的遥远距离，以及因距离和”使命”而被拆散的核心家庭。或许导演在编写剧本的时候并没有特意要把刘启写成一个中国留守儿童的缩影，也没有专门去把刘培强去典型化，但是，这种直觉性的故事构架，可能说明这个问题已经被创作者内化。在美学上，导演郭帆和原著作者刘慈欣，都同时在电影和小说中选择了苏联风格的重工业风——拔地而起的宏伟基建、笨重的车辆、熊熊燃烧的巨型发动机、运输矿石的绵延的索道和公路。郭帆成长于山东的工业城市——济宁，而刘慈欣在以煤炭业为核心的山西省阳泉市出生，在煤矿产业为支柱的阳泉市，度过了人生中创作力最丰盛的数年。假如你曾亲眼目睹过煤矿的矿区，就知道每个煤矿其实好像是小型的《流浪地球》布景：蜿蜒像迷宫一样的采煤区和巷道像是地下城；电影中运输矿石的场景几乎复刻了洗煤和输送矸石的过程；煤炭卡车运输司机们就是真实的韩子昂，驾驶着落满煤灰的黑色大型卡车，穿梭在全国各地；煤矿工人们的军事化管理，犹如《流浪地球》的联合政府管理基层一样严格和工具化；安全标语无处不在；甚至通往地面的电梯，也发着了相同的隆隆声响………《流浪地球》的确是在描绘着真实的中国，除去在美学上致敬了中国的重工业和采矿业，我们甚至能找得到许多情节和现实观感类似：人们摩肩接踵拥挤着进入地下城，像极了2008年广州大雪之后，几十万在绝望中滞留在冬日的车站，等待春运回家的人们；救援队的饱和式营救和地震时建筑的坍塌，能唤起我们对汶川地震的回忆，甚至有人说救援队救助苏拉威西发动机的顺序都跟随了汶川地震后各国救援队到来的先后。在《流浪地球》的原著中，刘慈欣把地球流浪到木星边缘的时长扩大到了四个世纪。大刘的书里，特意刻画了人类因为四个世纪的漂流和灾难，曾经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面目全非：在应对灾难时，人类发展出了全新的应对残忍环境的生存道德——淡化死亡，漠视人和人之间的联结等等。原著中的叙述者口气平淡而残酷，比方说，书里的一个情节是叙述者的母亲被困在地下城，要被岩浆烧死，但是叙述者却以不动声色的方式讲述了他母亲和地下城里一半人的死亡。然后，匆匆带过这个情节，进入了下一个情节中。叙述者和自己的日本妻子的婚姻，也是以我们现在的情理看来很“随机”的方式完成的，他们在一次象征人类勇气的比赛途中认识，两人到达终点后一言不发，直接登记了婚姻。这印证着刘慈欣曾说的那句话：人类对灭顶之灾下的道德体系、价值体系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准备。因此，在原著中人类道德体系的崩溃，情有可原，甚至在某种层面上，要比《流浪地球》电影升华了许多。反之，在电影《流浪地球》里，人类虽然经历了人口减半的浩劫，但是，人们在对待灾难、死亡、人情世故的反应，仍在和“前灾难”时期的现代无异，在处理爷孙情感和父子情感上，也更加当代中国：没有欧美式的煽情的对话，父子间的爱，浓缩在“一，二，三，抬头”中，悲凉而震撼。在处理笑点、黑点等，郭帆对原著也做了极大的改动，科幻从小众小说被改编为大众去观看的贺岁电影时，需要被扁平化处理，创作者也需要了解中国观众的胃口后，做出取舍。那句“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的反复出现的笑点主旨，在微博上已经被改编成无数不同的形式。在影响草根文化和“沙雕网友”的层面上，《流浪地球》也做到了绝对的“中国”。这部电影是太空《战狼》吗？我先讲这样一段经历：我的朋友王门门曾撰文写道，《纽约时报》在“911”事故发生两个月后邀请一系列艺术家、作者、音乐家写出描述他们心中纽约的一段话，著名的喜剧创作者和SNL的剧作家蒂娜•菲描述的景象是：蒂娜•菲还原了她去纽约第六大道上一家位于麦当劳楼上美甲店的场景，美甲店中，坐着一个善良的、却不懂“高阶文化”的亚洲女孩。王门门说，在阅读这篇文章时，她代入的视角是“每周六准时走入第六大道上那家美甲店的蒂娜•菲。” 或者说，代入蒂娜•菲这个主角的视角，是一个对于读者来说不假思考的直觉。但是现实会撕裂这种直觉。对于身处海外的受过教育的亚裔女性，旁人只会把我们对应入坐在蒂娜•菲对面的，沉默寡言却善良的美甲店的工作者的身体中——一个缺失了知识支撑的能动性（agency）的无声的“它者”、一个异族、一道景观。这个场景换到科幻大片领域也一样。以好莱坞每年生产几部科幻大片的速度来看，同许多人一样，我是一个被美国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驯服的服服帖帖的观众，处于接收端。但我对此也是自知的。多年观看好莱坞科幻片的惯性使我没什么动力去抵抗视觉的懒惰和被动训练后的脑中的映像。无论是从审美到预设，“懒惰”和“被动”能够使得我在提及科幻这两个字时，顺理成章、不费力气地在脑海中构建出这么一套充满符号感的画面：远处熟悉的帝国大厦在坍塌，自由女神被海水淹没，美国士兵们穿着制服、背着枪支准备应对未来的灾难——而中国，和这个充满了符号感的画面，毫不沾边。幻想一个宇宙尺度的未来和以人类身份审视宇宙，这本是一项自然权力。但是这项权力却被欧美的流行文化从我们手中夺走了。《流浪地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权力的夺回，也是对因被动而造成的单一审美的回击：当上海和北京被呈现在科幻场景中，对中国观众来说，这样的冲击力是无法形容得强大。甚至在观看影片时，当主角说出“济宁”、“杭州”，“济南”这些长久以来被欧美的科幻叙事排除之外的地点时，我都会心中一颤。中国电影因为长久以来遵循默认的禁忌，避讳现实主义题材，很少提及真实的地名。而一线城市的地标建筑遭受毁灭的场景，在中国电影中更是从未有过。这种隐晦和小心翼翼让隐形的红线束缚了想象力。《流浪地球》捅破了这层薄冰，让人看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未来不仅存在，且存在的方式如此震撼、如此天马行空。这部电影中的民族主义——并不全然是民族主义——更像是在现代世界里的民族国家中，构成民族主题的文化符号的垒砌。这种非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共同体产生的类似经历、习俗、文化的产物，而非让人生理性抗拒的“战狼”情结。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流浪地球》是否“配得上”去踩民族主义这个雷区，且不为官方声音所劫持？其中的理直气壮的“中国情结”是否能被合理化？在这个问题上，答案是肯定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候选人刘冉在一篇影评中评价到，“它不同于好莱坞科幻，也不同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它选取的道路不是最完美的，但至少，他拒接了最有诱惑力的选择——向民族主义话语谄媚。”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语境下，《流浪地球》撞上了官宣也选择的“身份、民族”这个大方向，是一种原罪，也是一种悲哀。诚然，让中国人感觉熟悉的普遍经历、习俗、文化，可能是一套严密的文化控制系统的产物，意味着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少数民族的视角未被充分代表，甚至被抹去、被剥夺。在这个暗面的另一端的明面，是庞大的以当代中国为主题的城市人口——也就是我自认为归属的群体——在《流浪地球》里被充分尊重和表达的难得可贵的现实。科幻的垄断被打破，让中国人能够在虚构的世界中，以自己的身份和宇宙对话，是《流浪地球》能取得的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刘慈欣曾经在《流浪地球》完成后，在一次采访中说，“其实在我的想象中，这部电影不会现在出现，是多少年之后才会出现的。” 微博上，《流浪地球》的制片人龚格尔转发了一条微博，微博配图中是一个孩子写的作文，用歪歪扭扭的中国字配着拼音写道：“《流浪地球》这个电影很精彩，我长大想当一名宇航员。” 一个期待的未来实现了，感谢《流浪地球》。（作者Afra Wang, 自由撰稿人，居住在加州，是深度关注流行文化的电影播客“小声喧哗 Loud Murmurs"主创者之一。播客可以在iTunes和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Source: 《流浪地球》：科幻大片有了中国视角
更新于2019年2月15日 06:56Afra Wang：科幻大片曾长期被好莱坞垄断，在虚构世界中，让中国人和宇宙对话，是《流浪地球》了不起的突破。
2月11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一个放映《流浪地球》的电影院里座无虚席，这场加映的电影门票早就被以飞快的速度抢走，如果当场买票，只能坐在电影院里最别扭的角落。两个小时的电影结束后，被银幕映得闪烁的许多年轻的中国面孔在座位上久久不愿离去。我是其中一员。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华人中，这部电影已经成为一个现象。观众对它的“贬”与“顶”甚至成为了在”民族主义”这个元话题中站队的依据。人们对这部电影发表的评价，被解读成意识形态的表达，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互联网上的厮杀。“豆瓣”上的硬核科幻迷“五星党”和厌恶《战狼》的“一星党”之争，燃着让人不安的硝烟。这部现象级的电影何以让人们注入这么多感情？未来里的中国虽然《流浪地球》讲了一个设定在2075年的未来的科幻故事，但故事中的许多元素使得当代中国人与之共情。可以说，《流浪地球》在处理未来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上，聪明地选取了让当代观众代入感最大化的计量。比方说，刘培强在决定以身燃烧空间站去点燃木星前，拿出了一张有一家三口人的合影，放在飞船的操作台上。照片中极为典型的一父一母一子的中国一家三口的家庭组合，吻合了当下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结构，也代表着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实行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后的中国现代家庭的缩影。另外一端，刘启的妹妹韩朵朵的故事线以“落难婴儿”的方式处理，恰好撞上了中国人熟悉的“二胎女儿被抛弃”、“抱养女孩”的叙事。“她”的出现，从来不是被正名化（justified）的，也就意味着韩朵朵的存在，是运气使然，她象征着其他许多“二胎女孩”时的一个黑色注脚。片中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地方，是刘培强对于刘启的距离：他们父子之间相隔的，是遥不可及的、从地球到空间站的距离。刘培强在刘启四岁时离开他，把他交给姥爷抚养，因此，刘启是一个生活在太空尺度中的“留守儿童”。刘启因为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席，对刘培强并未发展出亲密的依赖关系，反而因他“杀死妈妈”而对刘培强充满了愤恨、抗拒（虽然影片的结局是因父亲牺牲后父子感情完成和解）。刘启在电影中表现出的很多被边缘化后的极端行为：怂恿妹妹逃学、抢走制服、贸然离开地下城以证明自己的勇气和价值等举动，也和他“留守儿童”的问题心态相关。这个情节——也许很多人觉得是过度解读——和中国的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也能遥相呼应。同时，从因职业“使命”而加入国际空间站的刘培强身上，我们也能找出改革开放40年中，远离家乡，去城市或者边疆工作的基层官员、工人、工程师的影子。中国许多人对于“缺席父母”、“老人照顾”、“中年人在异乡”这个剧本极为熟悉，所以，我们在看《流浪地球》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故事特别“中国”，情感上也能被极大程度上唤醒：故事包裹的内核并非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是当今的，一个因时代巨变、城市化进程而面目全非的当下的中国。这个中国里，充满了城乡之间犹如空间站到地球的遥远距离，以及因距离和”使命”而被拆散的核心家庭。或许导演在编写剧本的时候并没有特意要把刘启写成一个中国留守儿童的缩影，也没有专门去把刘培强去典型化，但是，这种直觉性的故事构架，可能说明这个问题已经被创作者内化。在美学上，导演郭帆和原著作者刘慈欣，都同时在电影和小说中选择了苏联风格的重工业风——拔地而起的宏伟基建、笨重的车辆、熊熊燃烧的巨型发动机、运输矿石的绵延的索道和公路。郭帆成长于山东的工业城市——济宁，而刘慈欣在以煤炭业为核心的山西省阳泉市出生，在煤矿产业为支柱的阳泉市，度过了人生中创作力最丰盛的数年。假如你曾亲眼目睹过煤矿的矿区，就知道每个煤矿其实好像是小型的《流浪地球》布景：蜿蜒像迷宫一样的采煤区和巷道像是地下城；电影中运输矿石的场景几乎复刻了洗煤和输送矸石的过程；煤炭卡车运输司机们就是真实的韩子昂，驾驶着落满煤灰的黑色大型卡车，穿梭在全国各地；煤矿工人们的军事化管理，犹如《流浪地球》的联合政府管理基层一样严格和工具化；安全标语无处不在；甚至通往地面的电梯，也发着了相同的隆隆声响………《流浪地球》的确是在描绘着真实的中国，除去在美学上致敬了中国的重工业和采矿业，我们甚至能找得到许多情节和现实观感类似：人们摩肩接踵拥挤着进入地下城，像极了2008年广州大雪之后，几十万在绝望中滞留在冬日的车站，等待春运回家的人们；救援队的饱和式营救和地震时建筑的坍塌，能唤起我们对汶川地震的回忆，甚至有人说救援队救助苏拉威西发动机的顺序都跟随了汶川地震后各国救援队到来的先后。在《流浪地球》的原著中，刘慈欣把地球流浪到木星边缘的时长扩大到了四个世纪。大刘的书里，特意刻画了人类因为四个世纪的漂流和灾难，曾经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面目全非：在应对灾难时，人类发展出了全新的应对残忍环境的生存道德——淡化死亡，漠视人和人之间的联结等等。原著中的叙述者口气平淡而残酷，比方说，书里的一个情节是叙述者的母亲被困在地下城，要被岩浆烧死，但是叙述者却以不动声色的方式讲述了他母亲和地下城里一半人的死亡。然后，匆匆带过这个情节，进入了下一个情节中。叙述者和自己的日本妻子的婚姻，也是以我们现在的情理看来很“随机”的方式完成的，他们在一次象征人类勇气的比赛途中认识，两人到达终点后一言不发，直接登记了婚姻。这印证着刘慈欣曾说的那句话：人类对灭顶之灾下的道德体系、价值体系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准备。因此，在原著中人类道德体系的崩溃，情有可原，甚至在某种层面上，要比《流浪地球》电影升华了许多。反之，在电影《流浪地球》里，人类虽然经历了人口减半的浩劫，但是，人们在对待灾难、死亡、人情世故的反应，仍在和“前灾难”时期的现代无异，在处理爷孙情感和父子情感上，也更加当代中国：没有欧美式的煽情的对话，父子间的爱，浓缩在“一，二，三，抬头”中，悲凉而震撼。在处理笑点、黑点等，郭帆对原著也做了极大的改动，科幻从小众小说被改编为大众去观看的贺岁电影时，需要被扁平化处理，创作者也需要了解中国观众的胃口后，做出取舍。那句“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的反复出现的笑点主旨，在微博上已经被改编成无数不同的形式。在影响草根文化和“沙雕网友”的层面上，《流浪地球》也做到了绝对的“中国”。这部电影是太空《战狼》吗？我先讲这样一段经历：我的朋友王门门曾撰文写道，《纽约时报》在“911”事故发生两个月后邀请一系列艺术家、作者、音乐家写出描述他们心中纽约的一段话，著名的喜剧创作者和SNL的剧作家蒂娜•菲描述的景象是：蒂娜•菲还原了她去纽约第六大道上一家位于麦当劳楼上美甲店的场景，美甲店中，坐着一个善良的、却不懂“高阶文化”的亚洲女孩。王门门说，在阅读这篇文章时，她代入的视角是“每周六准时走入第六大道上那家美甲店的蒂娜•菲。” 或者说，代入蒂娜•菲这个主角的视角，是一个对于读者来说不假思考的直觉。但是现实会撕裂这种直觉。对于身处海外的受过教育的亚裔女性，旁人只会把我们对应入坐在蒂娜•菲对面的，沉默寡言却善良的美甲店的工作者的身体中——一个缺失了知识支撑的能动性（agency）的无声的“它者”、一个异族、一道景观。这个场景换到科幻大片领域也一样。以好莱坞每年生产几部科幻大片的速度来看，同许多人一样，我是一个被美国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驯服的服服帖帖的观众，处于接收端。但我对此也是自知的。多年观看好莱坞科幻片的惯性使我没什么动力去抵抗视觉的懒惰和被动训练后的脑中的映像。无论是从审美到预设，“懒惰”和“被动”能够使得我在提及科幻这两个字时，顺理成章、不费力气地在脑海中构建出这么一套充满符号感的画面：远处熟悉的帝国大厦在坍塌，自由女神被海水淹没，美国士兵们穿着制服、背着枪支准备应对未来的灾难——而中国，和这个充满了符号感的画面，毫不沾边。幻想一个宇宙尺度的未来和以人类身份审视宇宙，这本是一项自然权力。但是这项权力却被欧美的流行文化从我们手中夺走了。《流浪地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权力的夺回，也是对因被动而造成的单一审美的回击：当上海和北京被呈现在科幻场景中，对中国观众来说，这样的冲击力是无法形容得强大。甚至在观看影片时，当主角说出“济宁”、“杭州”，“济南”这些长久以来被欧美的科幻叙事排除之外的地点时，我都会心中一颤。中国电影因为长久以来遵循默认的禁忌，避讳现实主义题材，很少提及真实的地名。而一线城市的地标建筑遭受毁灭的场景，在中国电影中更是从未有过。这种隐晦和小心翼翼让隐形的红线束缚了想象力。《流浪地球》捅破了这层薄冰，让人看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未来不仅存在，且存在的方式如此震撼、如此天马行空。这部电影中的民族主义——并不全然是民族主义——更像是在现代世界里的民族国家中，构成民族主题的文化符号的垒砌。这种非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共同体产生的类似经历、习俗、文化的产物，而非让人生理性抗拒的“战狼”情结。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流浪地球》是否“配得上”去踩民族主义这个雷区，且不为官方声音所劫持？其中的理直气壮的“中国情结”是否能被合理化？在这个问题上，答案是肯定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候选人刘冉在一篇影评中评价到，“它不同于好莱坞科幻，也不同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它选取的道路不是最完美的，但至少，他拒接了最有诱惑力的选择——向民族主义话语谄媚。”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语境下，《流浪地球》撞上了官宣也选择的“身份、民族”这个大方向，是一种原罪，也是一种悲哀。诚然，让中国人感觉熟悉的普遍经历、习俗、文化，可能是一套严密的文化控制系统的产物，意味着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少数民族的视角未被充分代表，甚至被抹去、被剥夺。在这个暗面的另一端的明面，是庞大的以当代中国为主题的城市人口——也就是我自认为归属的群体——在《流浪地球》里被充分尊重和表达的难得可贵的现实。科幻的垄断被打破，让中国人能够在虚构的世界中，以自己的身份和宇宙对话，是《流浪地球》能取得的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刘慈欣曾经在《流浪地球》完成后，在一次采访中说，“其实在我的想象中，这部电影不会现在出现，是多少年之后才会出现的。” 微博上，《流浪地球》的制片人龚格尔转发了一条微博，微博配图中是一个孩子写的作文，用歪歪扭扭的中国字配着拼音写道：“《流浪地球》这个电影很精彩，我长大想当一名宇航员。” 一个期待的未来实现了，感谢《流浪地球》。（作者Afra Wang, 自由撰稿人，居住在加州，是深度关注流行文化的电影播客“小声喧哗 Loud Murmurs"主创者之一。播客可以在iTunes和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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